山本英史教授、佐藤仁史教授主题报告会成功举办

2024年6月21日下午，由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主办的“日本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主题报告会在365bat线上平台举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荣誉教授山本英史、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研究科教授佐藤仁史应邀先后发表了报告，介绍了日本的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与江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历程与特点。本次报告会由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教授阿风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赵晶、365bat线上平台历史系副教授孙正军等学者也参加本次报告会，来自365bat线上平台人文学院、日新书院及校外本科生、研究生30余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山本英史教授发表了题为《日本的明清研究与我的研究历程》学术报告，他回顾了战后日本的中国明清史研究发展变化过程，分享了个人的研究历程。他指出，日本战败后，日本的东洋史（即亚洲史）学界形成了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体，重新理解其历史的动向。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又促使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停滞论概念产生怀疑，开始追求原本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发展理论。山本先生分析了日本明清史研究，特别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他指出，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西嶋定生的江南三角洲棉业商品生产与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互相呼应。同时，包括北村敬直、古岛和雄、小山正明等学者的地主制与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也日益活跃，试图理解明末清初的社会构造以及阶级构成的实质，并且将土地革命的渊源归诸于这个时代。山本英史先生指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将生产者主体从史实中抽出，透过实例来证实“社会”的动态变化。当时主要研究着重在商品生产与地主制度层面，并且明显偏于“社会”的这个倾向。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明清史研究视角发生转变，“国家”开始被视为“社会”固有要素。包括重田德等学者开始提出乡绅论的观点，赋予在乡绅身上的两种视角，也就是对官僚(等于「国家」)方面的存在以及地主(等于「社会」)方面的存在进行统合。学界开始重视对于“国家”定位的必要性，如何将“国家”在“社会”当中进行理论化，可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大课题。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山本英史先生考入庆应义塾大学，接触中国历史。虽然当时还懵懵懂懂，但山本先生本科毕业时完成了清初的“迁界令”论文，以此为契机，触发了明清史研究兴趣。同时，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顺理成章，山本先生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跟随西嶋定生、田中正俊等前辈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对于中国历史中的“当为（当有作为）和实态（实际状态）”的问题产生兴趣。

 山本先生还提到了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西嶋定生、田中正俊等老一辈学者师对他的影响，特别阅读晚清一位苏州地主所写的《租覈》过程中的体会，虽然这部史料总共只有35页。但当时还是花了五年时间才在研究班上读完。当时，研究班的学生都要为“魔鬼星期四”一整天的《租覈》学习做好准备。通过这样的过程，得到了彻底阅读史料的训练。同时，受到小山正明、重田德的乡绅研究的影响，山本先生希望从赋役制度的变化中来定位乡绅的出现及角色，进而完成了其硕士论文《清朝征税机构的改组与乡绅支配》，从而确立此后研究方向。

 1987年山本英史先生开始到庆应义塾大学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更多的日本人能够前往中国，很多日本学者来中国留学，他们能够亲眼目睹中国社会。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开始出现的新趋势，就是放弃对中国社会的概念性理解，提出重视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一时期以森正夫、岸本美绪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开始尝试探讨阶级理论无法捕捉的问题，进一步走向地域社会论的方向。他们搁置了以传统研究取向为前提的国家与社会二元论，主张在开放的论坛下灵活考察“人们创造的各种秩序形式”，并坚持这种方法论对于理解明清社会的有效性。同时，随着中国明清契约文书，特别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包括山本先生在内的日本学者也开始关注契约文书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阶级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乡绅研究，也越来越倾向于摒弃诸如他们是科举资格者（官僚）还是大土地所有者（地主）等本质主义的定义方式，而是从他们对各种资源的选择角度，描绘出在各个地区和不同时期差异巨大的地方精英之现实面向。

在报告的最后，山本英史先生指出，中国是与日本关系最深的国家，而且只要无法搬移，这种关系今后也不会改变。对日本人来说，中国历史虽然是外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说是外国历史中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当代中国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不能忽视这一背景，也不能只看今天中国的表面现象来谈“什么是中国”。因此，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日本年轻学者开展中国历史研究，从而有助于双方的交流。

 报告会下半场由佐藤仁史主讲，他发表了题为《从水域社会看江南区域社会史》报告。佐藤先生介绍了近年来水域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水边人”群体逐渐受到重视等趋势。他指出，在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和基层社会史研究领域，从地域视角及时间两方面都可以分为三条脉络，地域上主要分为华北、江南及其他区域的脉络，包括三个阶段的研究，即战前战中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及2000年以来的非遗项目调查时期。

佐藤先生指出，他的研究受到山田贤、岸本美绪等人的地域社会研究的影响，以及中国学界，吸收美国的中国区域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其中重要代表便是科大卫、刘志伟等人的华南学派研究。欧美的微观史研究同样影响着他对于江南地域史研究过程中对于各种史料的重视。

佐藤先生强调其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从水边的角度分析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中国社会的移民、各种团体的形成、仪式的实际情况、接受规范意识的过程，对于从水域社会的角度重新思考根据陆上人建构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水利史、灾害史、环境史等研究的积累，与社会史研究的融合，构成了水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特点。佐藤先生介绍了他们在太湖流域社会的田野调查过程，分析了江南地区的刘王信仰，指出“新江南史”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水上人上岸过程，同时也不能忽视江南区域本身的自然生态多样性。

佐藤仁史先生认为，田野中所获得的知识对于他来说，称为“线索”更为合适。他还介绍了史料的分析经验，分析官员的文牍、主客民发生纠纷时的诉讼文书，还有家谱、竹枝词等史料的特点。提出要换不同的视角进行阅读，才能获得不一样的头绪和线索。

 最后，佐藤先生详细介绍了清代民国时期江南海滨地区的开发、制度以及秩序意识问题，这也是他目前研究的重点。他指出，以往的江南研究的分析对象主要集中于苏州与上海间，也就是明清时期的苏州府与松江府区域，可以说是“小江南史”。事实上，江南地区有多样的自然环境，包括江边的东南、海滨的江南、湖边的山地、丘陵的江南、岛屿的江南，等等。因此，观察江南社会时，除了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互动之外，也需要注意江南内部的后发“边缘地区”。边界与移民是江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来源，也是江南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关于水上人与陆上人的关系，也需要在不同群体的互动中去理解。这种弄清地域内部多样性的“大江南史”才是“新江南史”。

报告结束之后，赵晶、孙正军等老师及参会的同学们也针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的区别、史料分析方法，以及乡土意识、里甲组织的定位、江南与华南研究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文字：杨洁钫

图片：刘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