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渡河上的信息传递——朝鲜王朝《吏文》的研究”工作坊顺利举行
2021年5月29日，由365bat线上平台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八渡河上的信息传递——朝鲜王朝《吏文》的研究”工作坊在365bat线上平台蒙民伟人文楼440会议室召开。来自365bat线上平台、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近30名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还有5位会议代表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发表了报告。
在明史研究中，作为事件发生同步记录的文书档案仍然是稀缺史料。《明实录》虽然汇编了大量的诏令、奏疏与官文书，但《实录》毕竟是一种编纂史料，肯定存在着很多删减、修改的情况。因此，如果能够发现《明实录》以外的公文保存形式，比如翻刻的公文书集，对于明史研究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朝鲜王朝建立后，以朝明关系作为立国第一要事。对于朝鲜王朝而言的外交文书（吏文），事实上就是明朝国内文书行移的组成部分。为了确保官吏能够熟练地掌握外交文书，朝鲜王朝十分重视“吏文”的学习。15世纪，朝鲜王朝的承文院就开始编纂《吏文誊录》《中朝榜文》等文书集，并选取其中的一部分编成《吏文》，作为官吏学习吏文的教材。到了朝鲜中宗三十四年（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朝鲜学者崔世珍又编纂了《吏文辑览》，对于《吏文》的用语进行解读。1942年，日本学者前间恭作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藏本，以日语训读的形式刊印了《训读吏文》（附《吏文辑览》），成为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近年来，又有韩国学者朴在渊、邱凡真的点校本。
《吏文》不仅收录了明朝洪武三年（1370）至成化十四年（1478）之间的大明与高丽、朝鲜王朝之间的52件咨、奏、申、呈、照会等外交文书，同时还收录了明建文四年（1402）至成化十二年（1476）明朝国内的榜文（告示）41件。这些文书有些见于《明实录》与《朝鲜王朝实录》，但还有不少文书不见于《实录》，或者比实录的内容更为丰富。因此，《吏文》不仅有助于研究明代的公文行移体制以及明朝与高丽、朝鲜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且也可以透过这些史料了解当时明朝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况。关于《吏文》，虽然已经有金暻绿、朴在渊、连启元、赵永明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从古文书学的角度出发，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来看，《吏文》的史料价值还远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从2018年开始，由365bat线上平台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阿风（当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等共同举办的“中国古文书——《吏文》研究班”以近代日本学者整理的《训读吏文》《吏文辑览》为底稿，并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研读《吏文》，对于《吏文辑览》的注释进行了考订。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到2021年5月，完成了《吏文》所收93件文书的研读工作。“八渡河上的信息传递——朝鲜王朝《吏文》的研究”工作坊就是这一研究班的总结会。
所谓的“八渡河”，即今天辽宁省凤城市的通远堡河及金家河的部分河段。在明清时代，此地“山高水险，一水弯曲，凡八渡行”（《吏文》三一《正统三年（1438）朝鲜国王为野人李满柱拦截使客来往道路改设事奏》），故又名“八渡河”，它是朝鲜半岛与北京之间往来的交通要道，成为大明与高丽、朝鲜信息传递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本次工作坊名称的由来。
本次工作坊共发表论文14篇，内容不仅涉及明代公文行移、官员选任与中外关系、民族关系，同时也涉及明代社会经济、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议题。下面分成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 《吏文》所见“咨”的世界
1367年，就在明朝建立前一年的十月，朱元璋发布“奉天讨元檄文”，宣布北伐，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以“复汉官之威仪”。他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一方面推崇唐太宗“武定四方”的策略，另一方面也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帝王以不杀为德”，提出要“奋武威以定乱、行仁义以安人”（《明太祖实录》）。在对外政策上，有不征之国，实行有节制的军事征伐策略。在边疆地区，重视与各民族的合作。同时通过文书行移，确立了以“咨”、“敕”为中心的文书礼制体系，将边疆民族地区与周边政权纳入大明的朝贡体制之中。文书礼制成为理解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的基础。
在明代，有关文书行移的规定，属于国家礼制的组成部分。明初颁行的《洪武礼制》是如同唐代公式令一样有关公文行移的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伟杰《〈洪武礼制〉所见明代公文格式———兼论对朝鲜王朝的影响》通过对《洪武礼制》所载“行移体式”“署押体式”的梳理，提出在明代公文制度中，除了行移关系外，文书的行文格式以及署押规定同样是按照官署等级秩序予以区分的。作者对比《洪武礼制》与《朝鲜王朝实录》《经国大典》的记载，分析了朝鲜王朝的公文制度与《洪武礼制》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分析了“咨”从明朝平级衙门之间的往来文书发展成为明朝中书省（后来为六部）与朝贡国以及朝贡国之间的主要往来文书形式，构建了东亚世界“咨”的文书礼制。
现存的《吏文》卷二中的首篇文书就是洪武三年（1371）明朝中书省“为归附各国山川降香致祭事”发给高丽国的咨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玫《明与高丽咨文的行移、传递与礼仪秩序》就是以这件文书为中心，结合《明实录》《高丽史》以及朝鲜文集的记载，探讨本件咨文的结构，分析了东亚国际关系“咨文”登场的历史背景，并考察了朝天宫道士徐师昊前往高丽代大明皇帝祭祀高丽国山川一事的经过以及高丽国的反应，探讨了朱元璋开创的祭祀周边各国山川礼制体系的意义。
虽然明朝建立后，高丽国臣服于明，但明与高丽之间始终存在互不信任的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的《军马、使节与道路——洪武初年大明与高丽之间的“诚”》，以《吏文》所收《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都评议使司为征进马匹官金义杀害明使走往北元纳哈出处事申》《洪武七年高丽国王为朝贡往来陆海道路事咨》《洪武七年高丽国王为献马使臣金甲雨等断罪申报事咨》等文书为中心，通过对于“军马”所引发的“诚”的问题的分析，考察了洪武初期高丽军官金义杀死明朝使者蔡斌这一外交事件的前因后果。作者认为，在军马这一事情上，朱元璋要求的“诚”是“心之诚”，也就是高丽多送军马来使用，而不是朝贡的时候仅仅作为礼品的马匹。但高丽一直未遵守这一要求，导致朱元璋直接派遣大使林密和蔡斌到高丽来索取军马。在这一强硬的背景下，一系列偶发因素，导致了蔡斌被杀。
朝鲜王朝建立后，与明朝保持着紧密联系。《吏文》收录了多件辽东都司给朝鲜国王的咨文，记录了朝鲜王朝向明朝进行边备预警的相关信息。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李翼恒的《朝鲜对明朝政府的边备预警及明朝政府的应对》一文通过《成化十一年（1475）辽东都司为边警事咨》《成华十二年（1476）辽东都避为倭寇声息驰报事咨》《成化十二年（1476）辽东都司为海西女直声息驰报事咨》等文书的分析，指出朝鲜在应对女真、日本等外部威胁时，会主动与明朝政府分享情报并进行外交合作。当然，朝鲜在向明朝进行边境预警时，并不会完全出于“以小事大”的心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同样，明朝政府接到朝鲜方面的预警后，应对措施上也会有所区别，其出发点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严防某一藩属在东北地区的坐大。作者同时指出，辽东总兵与辽东都指挥使司在与朝鲜国王的咨文往来中享有制度上的优先权，即便地位和权力高于总兵的镇守太监在程序上也无法染指这一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立民《明清时期外藩子弟就读国子监的行政流程——从〈吏文〉所载的一则史料谈起》以《吏文》所收《洪武五年（1372）中书省为进贺平蜀又请子弟入学事咨文》为中心，结合制度规定，探讨了外藩子弟就读国子监的行政流程。同时也全面分析了明清外藩子弟就读国子监的制度运作过程，揭示了中央王朝与藩属国之间的行政互动。
二 榜文与告示所见明代文书体制与社会经济、社会治理
《吏文》所收的文书中，将近一半是明代的榜文与告示，反映朝鲜王朝对于休戚相关的大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报的重视。榜文与告示称谓的不同，是由发文机关决定的。从《吏文》所引的榜文与告示来说，中央政府发出的文书多称榜文，榜文中多有圣旨。而地方政府发出的多称为告示（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理论所编辑张舰戈《〈吏文〉的史料价值》）。这些榜文与告示，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当时文书的全貌，一方面可以略窥当时中枢决策的过程，另一方面透过文书的内容可以了解当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
补本覆奏是中国古代中枢决策过程的重要一环。有明一代，随着皇帝、宦官、文官三者的关系变化，补本覆奏制度及其实践也屡有变化。《吏文》收录了《成化二年（1466）礼部为禁约不遵冠服器皿房屋等定制越礼僣分事榜文》，其中提到了礼部尚书姚夔奉旨出榜“申明服色禁令”，出榜前需要“补本覆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申斌的《明代“补本覆奏”小考》就以此文书为中心，并结合实录、会典等记载，细致地分析“补本覆奏”的程序。指出明代中前期，朝廷的文书运作，仍然保持着公开性。其与明代后期皇帝与阁臣之间进行秘密商讨的中枢运作机制有所不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陈丽丽的《明代僧道官员选任制度浅论》以《吏文》所收《礼部祠祭清吏司为禁革各处保来僧道无得行贿嘱事告示》为中心，考察了明代地方僧道官员的选任制度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僧道的“住持”“投职”的选任程序及当时各种行贿、受贿的恶习。
由于《吏文》中收录的很多榜文与告示是朝鲜王朝收集的情报，故而保留下来一些事涉敏感政治事件，不见于《明实录》或其他明代官方文献的史料。例如，《吏文》保留下来《天顺元年（1457）都察院为于谦等反乱伏诛事榜文》，其中提到明英宗复辟后，下旨擒杀于谦、王文等大臣，认为他们“穷凶极恶”“内外朋奸，紊乱朝政，擅夺兵权，将军国大事都弄坏了”。同样的文书也见于一些野史与文集，但所录文字有所不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赵凯欣《〈复辟录〉考论》就以《吏文》所收的这件榜文为线索，考证《立斋闲录》《复辟录》记载的圣旨中的表述差异，认为《复辟录》是《立斋闲录》辑出的别行本，作者也并非杨瑄。通过《吏文》所收诛杀于谦等榜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吏文》保存了圣旨的最初原貌，史料价值尤为重要。
除了有关政治事件外，《吏文》也收入不少有关明朝社会经济、社会治理的榜文与告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慧然《大明宝钞流通中的“喜新厌旧”现象》通过对《正统十一年（1446）抚宁卫指挥使司为禁约阻当钞法事告示》中提到的抚宁卫旧街集场军民交易时，“拣选钞贯，务集四角俱全，才方接受。略有软破，不行通使”的现象，说明当时民间实际上是非常排斥旧钞的。这与同一时期《明英宗实录》中频频出现的“钞法颇通”的记录是矛盾的。而当时官府发出告示，要求“（宝钞）原身及字样分明，无分大小，俱要通行流使。若有故违事发，擒拿到官，不分轻重，定行究问不恕”，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当时钞法阻滞的现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吴舒岚《明代的军站与站军》则通过对于《吏文》所收的《广宁中卫指挥使司为禁约驿递宿弊事榜》中有关“站军”的记载，分析了明代驿递中由军卫管理的“军站”的性质。指出军站由军人应役，称之为站军。站军由卫所军士额编、佥拨或补递。同时也存在罪夫充军佥发的情况。从军士来源、文书行移和月粮拨给等可以看出，地方上的军站归相应卫所管辖。尽管站军属于卫所下的一种特殊军户，但在必要时候仍需与卫所军士一起承担本职外的差役。而军站与民站，从设立到人员编制上都不是截然分离的。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祝虻《项忠与成化前期的荆襄治理》以《成化七年（1471）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项忠为防范游民进山窃矿事榜文》为中心，探讨了成化前期荆襄地区的矿工、流民与逃军问题，指出项忠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为荆襄地区的治理积累了经验，并为随后设置的郧阳抚治所继承。
《吏文》收录的有关明代社会经济、社会治理的文书，有很多新见史料，其对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 《吏文》所见明朝与蒙古、建州女真关系
明朝与蒙古、建州女真的关系一直受到朝鲜王朝的关注。《吏文》中收录了很多相关文书，有助于了解明朝对于蒙古、女真的政策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池翔《明朝对蒙古的情报收集机制——从朝鲜〈吏文〉中“隄备贼情”说起》以《吏文》所收的《正统八年（1443）广宁前屯卫备御署都指挥佥事为达贼近边隄备事批》《天顺六年（1462）海州等承备御把总指挥使夏为达贼盘捕事告示》《成化八年（1472）礼部为禁约朝贡夷人伴送通事等情弊事榜文》以及《成化十二年（1476）辽东都司为海西女真声息弛报事给朝鲜国王咨》等文书为中心，梳理了土木之变前后明朝政府对蒙古各部的情报搜集情况。指出辽东都司及兵部、礼部主要利用“走回女子”“沿边瞭望”“哨探”以及朝鲜国王咨报、监控朝贡使节等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来获取瓦剌部和朵颜三卫等蒙古各部的军事信息，特别注意防范蒙古与建州女真的合作，明朝的情报搜集方式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和正式化的趋势。
365bat线上平台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阿风《文书、礼制与信息传递——〈吏文〉所见明代中前期朝贡体制的变迁》全面地考察明朝对于建州女真的“敕书体制”的变迁，并分析了明代中期朝贡体制面临的困境。明初以来，明朝政府通过向东北的女真各部首领颁发任官敕书的形式，实现了对于女真各部的控制。敕书既是政治身份，也是朝贡贸易的凭证。不过，到了明代中期，“悖逆天道”的建州女真李满柱部不断侵扰大明与“礼仪之邦”的朝鲜，甚至影响到了明朝与朝鲜之间使者往来的八渡河道路的畅通。为了解决这一威胁，成化三年（1467），明朝与朝鲜联合平定了建州女真（《辽东都挥使司为征邀建州三卫事咨》）。在消灭李满柱之后，明朝政府也采取安抚措施，继续向建州女真首领颁发敕书，要求“敕书到后”，新任“（建州）三卫头儿，再不许去朝鲜地方仇杀”（《成化十一年（1475）辽东都司为建州卫女直释怨止戈事咨》），以敕书体制继续维持对于建州女真的控制。同时，通过《吏文》中收录的多份限制朝贡使者数量，以及禁止朝贡使者与平民贸易的榜文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朝贡体制也开始面临着很多新问题，特别是蒙古、安南、建州女真朝贡使者数量的增加，给明朝脆弱的驿递体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朝贡使者与平民的贸易，也带来军需物资流出的危险。这都反映明初确立的朝贡体制开始面临着新的抉择。从《吏文》所收的文书可以看出，明代中期建州女真的“悖逆”以及驿递体系的崩坏，还有荆襄流民等问题，后来都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从这一点来说，《吏文》中所收文书反映了当时朝鲜王朝对于明朝的信息收集切中了当时明朝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本次会议的报告人，来自于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学科，也来自于不同的断代史研究领域，他们以《吏文》为中心，并结合正史、实录、会典等各种史料，参阅以往的研究成果，从新的角度，对于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365bat线上平台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王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小胖等也也就相关问题进行评议与讨论。通过此次会议，与会人员对于《吏文》的内容与史料价值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就今后的研究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
当然，本次会议对于《吏文》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期待着今后能够就《吏文》及相关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供稿：中国古文书——吏文研究班 摄影：刘伟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