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2BZS024）结项优秀成果《<周易>与魏晋玄学》，该项目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首次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优秀成果进行集中选介，第一辑从2017年和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鉴定为优秀等级的450项成果中选介了166项，涉及21个一级学科，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梳理了魏晋玄学义理易学的发展脉络，对其中一些学术难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比较完整的解释系统。
何晏、王弼是正始玄学的创始人，但两人的贵“无”论哲学并不完全相同，其义理易学也存在差异:何晏思想比较芜杂，有较多的象数因素，在“时义”问题上，徘徊与汉易与王弼新说之间。王弼则将黄老道家“与时迁移”的政治哲学为指导，创造性发挥了《易传》中的时位学说。以卦时统帅爻位，从社会人事角度，将六十四种卦解释为六十四种社会时势即六十四种成功之道，试图为统治者顺应时变，灵活运用儒、法、兵等诸子学说经邦治国，提供决策智慧。
竹林玄学以义理易学为主导方向，但是在汉代“象数”问题上存在两种态度，一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持宇宙气化论，继承了汉代象数易学的诸多因素，有神秘文化倾向；二是以向秀为代表，继承了王弼的贵“无”本体论与义理易学，比较彻底地否定象数，反对神秘文化，开启了西晋义理易学的发展方向。
西晋义理易学代表作是张璠《周易集解》，而研究成果甚少。通过对该书相关注家与佚文的考证，认为大约成书于西晋后期，是魏末～西晋时期二十二家义理易学《周易》注释的汇集；作者既有礼法派，也有玄学派，并非王弼易学的简单复制，反映了西晋义理易学的多元化发展特点。
东晋玄学研究是个薄弱环节，故笔者用力较大，新见较多：
将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时间，确定为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六月。
通过分析 “公谦之辩”，揭示了魏晋玄学义理易学在实践中没有实现其原初设想的决策功能，而是阐发政治与道德的一般原理。
《易象妙于见形》论战的核心问题是易象是否直接反映了变化之道。孙盛是象数派，持肯定态度；殷浩则反之，认为运用形名方法，才是反映事物内在本质规律（道）的正确途径。
韩康伯在义理易学基础上兼容象数，将玄学前辈的各种宇宙本体学说融为一体，提出了独特的“大虚”理论与“机理”学说，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并对东晋玄学代表作——张湛《列子注》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韩康伯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成为历代官方易学的“思想底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